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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复兴规范了人民调解的日常运作 纵观十年复兴之路，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权威进行全新的包装和塑造的规范化建设也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中心工作。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交流起来必有困难。所以，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

参见张晋藩：《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及大乘佛学等，无一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其影响。然而，由于万物有理相通，所以，多样性再多，最终还是要在理上归于一，亦即理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易》日：‘天垂象，圣人则之。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个秩序结构的整体和主体上来观察，就会发现它呈现出一体化下的多样性的形态。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首先，司法判断之所以应该排除外部干扰，主要是由司法权的内在规定性即司法裁判对社会起作用的方式所决定的。

法官作为社会成员，本质上当然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法律确定性要求法官必须地位超脱，尽量摆脱复杂社会因素的羁绊，尽可能与纷繁的利益关系保持适当距离。法官应对此予以认同和引导，使社会多元的道德期待契合法律的道德内涵。虽然摧毁了一元意识形态的专断独占，代之以理性对价值的重新审视，但却导致不同价值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将整体性的社会撕成碎片。道德自觉的法官既可守护法的确定性，又能够引领社会价值的变迁。

法官必须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准确把握权利价值。谨慎就是指法官要审慎对待在个案中反映出的激进的社会道德诉求，以缓和新旧社会道德要求之间的张力，维护司法的公正。

见岳悍惟：法官的司法伦理基础探析，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正是这种确定性，使法律调整机制获得了客观性和稳定性。{5}（P.）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二 个人道德是人类个体在性格、气质等方面形成的综合特征。

解释学所研究的理解，构成了此在生存（筹划）的先行结构，换言之，当一个事物被看作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之前，我们已经对它有了前理解。无论是霍姆斯还是卡多佐，都依然是一定程度上的规则至上论者，这可以从霍姆斯的似乎前后抵牾的另一句话中得到证实：如果美国人民要下地狱，那么我们（法官）的任务就是尽快将他们送到那里。但是，如果形式主义法学对法的确定性的执着追求走向极端，则必然窒息丰富活泼的社会生活。{14}[法]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在其提出的现实公式中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法官、民众主体与法律均以自由和权利为基本价值内涵，只是与普通民众相比，法官具有更为清醒的价值自觉和担当。

法国民法典第4条甚至禁止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法官几乎成了法律的自动售货机。克制即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抑制其自身的道德偏好，以满足民众预期的道德要求，以维护法的确定性和司法判决的一致性。

而且，如果有人希望宣扬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则会出现一些不堪入目的灵魂怪物。法官职业道德品质是法官职业道德规范在法官思想行为中的体现，是法官在其职业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和倾向。{1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法官、社会公众与法律三者的道德，在实质上都以权利价值为基本内涵，只是法官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善于判断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11}（P.169）因此，如果我们不同时也给予司法机关以权利去领导社会道德观，并给予其以权利在司法审判中开创一种同人们可领悟的、最高层面的知识和最真实的洞见相一致的新正义观念，那么我们的观点恐怕就是一种狭隘的和庸俗的观点。如果说，古典自然法学的历史使命是完成从中世纪到近现代转折的价值重构的任务，那么，形式主义法学所催生的法学的独立和法律的自足，则是为适应工业革命后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即规则的形式理性所能提供的资本运作和交易安全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期性。{13}[法]爱弥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司法主观主义既与法律确定性这一公共利益不相符合，亦与同等情形应当平等对待的正义要求相违背。{6}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西方法律学者开始批判理性主义法律观，强调法的不确定性，但是肯定法律确定性的观点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先进的法律制度往往倾向于限制价值论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范围，因为以主观的司法价值偏爱为基础的判决，通常要比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判决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如果法官洁身自好、品质卓越，就会严格遵循司法职业道德，不会随波逐流地迎合大众，更不会徇私枉法。  内容提要: 法官道德包括个人道德内在自律和职业道德外在约束，法官的个人道德又包括同于常人的道德层面和异于普通公民的道德层面。

现实主义法学将关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推向了极致。自律是法官将个人的言行自觉纳入个性规范。概念主义法理学是从这样一个假说出发的，即实在法律制度是无暇的，因此只要通过适当的逻辑分析，便能从现存的实在法律制度中得出正确的结果。因此，就司法裁判内在的规定性而言，它一方面要求裁判者相对于纠纷当事人的中立性。

虽然司法过程中渗入了法官个人的道德成分，然而这是经过他有意谦抑因而能够满足公众预期的道德，至于其高度自觉的自由和权利信念则是法官常人道德的升华。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中，道德作为集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模式，那么，维系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公民道德则不再对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方式作明确的规定，而只是表现为一些更抽象、更一般的价值观念上的共识，从而为个人彼此不同的发展留下余地。

理性主义法律思潮不仅风靡西方法学界，而且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的法治建设，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法典化的进程。职业道德或司法伦理是法官职业者群体的共同行为规范。

法官个人道德修养是一个接受司法职业道德他律，并经过内在良心调整达到个人道德自律的过程。法官的个人道德如何影响司法决定？如何克服其颠覆法律确定性的危险？是确立法官个人道德规范必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法官的道德主要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即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保障法官的超然与中立是司法权的本质、功能和目标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12}（P.29）我们因之而迎来了一个技术的时代，一个理性化的社会，同时，这也是一个上帝已死，多神竞争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

法官的预感对于司法过程最后的判决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判断的客观性要求排除判断过程中的各种主观的和外部的因素的干扰。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居间判断，其功能是实现法律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以满足现代经济生活对法律的需要，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1]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人类的这种要求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倾向，乃深深扎根于整个自然结构之中，而人类生活则恰恰是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注意的是法官个人道德实际上包括法官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常人道德和高于常人的特殊道德两个层面。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权利信念决定了法官对于司法职业道德的积极态度，他不会越过职业道德的屏障而随波逐流、与时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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